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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yL23411永利官网登录钟书华教授于2012年7月23日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文章《科学技术与中国和平崛起》，深度阐述了科学技术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关系。相关报道如下。
中华民族正处在历史复兴进程中，当代中国正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和平崛起。历史和现实都对中国科技发展予以极高期待，科技应支撑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应为人类科技进步作出新贡献。
中国和平崛起需要科技支撑
在当代，中国和平崛起是国家系统演化的整体跃迁，是中国经济社会各领域渐次崛起的历史过程。其中，实现经济、军事、科技“三位一体”的刚性崛起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
中国需要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以实现经济真正崛起。尽管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离经济强国还有相当距离。中国需要继续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资源、能源投入和消耗过大，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比重较低的落后局面；中国需要继续转变增长方式，由大量消耗资源、能源，污染环境的粗放式发展，转变为依靠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驱动力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解决公共服务的基本均等问题，提高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的保障水平，推进城市化进程。
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军事崛起需要科技支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培育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科技也是“第一战斗力”，科技创新极大地提高了军事打击能力、侦察通讯能力、指挥调度能力、机动转移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扩大了战争空间，实现海、陆、空、外太空、电磁空间的全面对抗。科技要有效支撑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军事崛起，科技自身也需要崛起。科技、经济、军事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了国家系统的“硬核”，或所谓“硬实力”。中国和平崛起只能是科技、经济、军事的同时崛起，即“三位一体”的刚性崛起。
科学与中华文化复兴
中国和平崛起包含了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中华文化的复兴需要科学渗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呼唤“赛先生”，是对传统文化反思的结果，也是对中华文化复兴道路的一种新探索。中华文化需要兼收并蓄，补充科学文化，使其更注重理性怀疑和批判精神，注重精细化和实证性。
具体来说，科学沿三条路径渗入中华文化。
一是通过科学精神渗入。在当代中国，高强度的科学宣传和持续的科学教育，可让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坚信科学。当这些新一代“科学青年”成为社会主体时，中国人的科学素质就会整体提高，科学精神也就成为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类似西方“科学价值和规范综合体”的思想，即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正是这些科学精神引领古代中国人取得了辉煌的科学成就。不承认中国古代的科学精神，就会陷入“没有科学精神的科学行为”悖论。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含有科学精神。如“顺天以求合”，“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博学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显然，按现代科学精神的价值指向，重新发掘、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成分，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通过科学方法渗入。随着科学方法不断被引入，不断被中国人熟悉，将会逐渐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而丰富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之一是整体性。整体性思维依赖于直觉顿悟，不管细枝末节，大处着眼，强调高屋建瓴，从宏观特征认识客体的性质。应当说，这种思维方式有可取之处。但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不是建立在对客体分割、剖析和实验基础上，认识程度不够精确和严密，客体的联系在细节上得不到精确说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另一特征是直觉性。直觉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具有创造性；但直觉的事实根据不充分，因而可靠性很小。直觉不能直接提供理论研究成果，只能为认识提供新的启示。科学方法强调分析归纳，强调逻辑推论和观察实验检验，显然，科学方法可以弥补中国传统整体思维和直觉思维的不足，加快整个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现代化。
三是通过科学知识渗入。科学知识可为中华文化的自然观奠定客观基础。如古代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但人们对“天”的认识是混沌的，“天”有时是人格化的“神”，有时是整个自然界，有时是象征宇宙万物的本源。显然，宣传、普及科学知识，有助于对“天”的概念进行科学的、哲学的和宗教层面的剥离，避免无谓的语义纷争。同时，揭示“天人合一”的科学意涵，可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意义。另外，科学知识具有方法论功能，科学知识体系（科学理论）是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集成，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视角。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不断普及，意味着中国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视角不断扩展，减少了认识片面性，实现认识进步，进而有效地提高中华文化的整体认识水平。
中国和平崛起的科技标志
英、法、德、美等国的发展历史表明，大国的依次崛起伴随着世界科技中心的转移过程。当大国崛起时，大国的科技蓬勃发展，处于世界发展前列。同样，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科技也应快速发展，发展水平应与大国地位相当。
1962年，日本学者汤浅光朝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成果超过全世界总数的25%，这个国家则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科学成果超过25%的时间称为科学兴隆期。在近代，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顺序和时间是：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至今），科学史将这一现象称为“汤浅现象”。它表明，每一个民族的平均科学兴隆期为80年左右。
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科技中心？这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中国学者赵红洲统计表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与科学家人数变化有很大关系，“大凡科学中心的国家，都是杰出科学家云集的地方”；“现代各国科学发展的赶超能力，越来越依赖于杰出科学家人数的扩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过多地依赖于高产科学家的多次贡献”；“科学中心转移曲线同科学家人数变化曲线愈来愈加重合的原因就在于此”。近年来，中国在引进杰出科技人才方面成效显著。海外杰出科技人才带来了科技前沿的最新信息，带来了国际先进的科学方法和管理经验，为中国科技发展跃上新台阶提供了人才支撑。
目前，中国科技发展已进入快速增长期。随着中国科技界改革开放的深入，有理由相信，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态势仍会延续，与世界科技中心美国的发展差距将开始缩小。
在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应重新审视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转变战略理念，明晰战略定位，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
中国正进入现代化建设的中期，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已转向“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相应地，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也应调整，以服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具体来讲，就是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应从“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转向为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外交、环保等社会发展服务，为国家富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即“为中国和平崛起服务”。
从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高度，需要重新审视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具体来讲，未来的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应围绕4个方面进行功能定位：一是增加国民福利；二是提高国家竞争力；三是履行国家职责；四是维护国家安全。
总之，当代中国正处于数百年难遇的黄金发展期，科技是推动中国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科技积极行动起来。
（作者系yL23411永利官网登录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相关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2/7/260957.shtm?id=260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