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院退休教师、校教学顾问组成员孙志强教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直很关注。近期，他以70多高龄又将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一书予以摘编并推荐给我院师生，对此我们向其表示最诚挚的感谢。现将其摘编挂于院网，以飨读者。

《北大批判——中国高等教育有病》

（薛涌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11月）

摘要者：孙志强 2010年元月

薛涌，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晚报》、社科院政治所工作，后来获耶鲁大学历史博士，现在美国任教。已经出版有《右翼帝国的生成》、《直话直说的政治》、《文化的边境》、《炫耀的足球》、《美国是怎样教育精英的》、《精英的阶梯》、《草根才是主流》、《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一岁就上常青藤》、《仇富》等书。他长期为海内外报刊撰写评论文章，被认为是中文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的新浪网博客有2000多万访问量，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读者，被认为是思想文化类博客的冠军。

第一章 北大不教的东西

大学学什么？

◆上大学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算的是投入产出。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是精神行为，追求的是人生理想。对前一种人来说，问题很简单，从投入产出的角度，不合算就不应该上大学。

◆大学经验奠定了一生生活质量的基础。

◆大学培养你对生活的敏感，帮助你体会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分享别人的感情，理解我们文明的源流，或者教育你更有效地建立人际纽带，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等等。这些都未必能直接帮助你找到工作，但可以使人生活得更充实。

◆许多在大学里学习“无用”的东西的人，日后往往成为特别“有用”的人才。你查查美国企业总裁的学历就知道：拿MBA的人确实不少，但在本科时就读企业管理的人却不多。相反，许多人本科读的是文学、历史、艺术、中世纪研究等“无用”专业。

◆什么是大学生活的核心？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disputation（论辩）。

这种“论辩”，并不一定是公开的口头辩论，而更多的是在心灵中默然进行的是非辩析，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精神努力。

◆大学与生俱来地带有几个特点：第一，大学生是一个求知者的精神共同体；第二，师生的关系，不管是从心灵上还是从空间上都非常密切；第三，真理是辩出来的，不是死记硬背地“学”出来的：大学要训练学生发展自己的论断，并能应付不同观点的挑战，在思想的交锋中说服别人。

◆在大学的课堂教学中，讨论班是一个核心形式。训练学生批判性的思维，则是最重要的教育目标之一。再看看我们的大学：教授没精打采地讲着满堂灌的大课

◆我不属于任何专业。因为专业象征着权力对个人的统治。这种统治，把一个完整的个人根据权力的需要进行切割，成了什么文学专业、历史专业、计算机专业、物理专业等，而不是一个人。

◆关键问题是你要挑个适合你的学校。而大学挑的也是人的综合素质，不是你的专业。一个学文学的可以进医学院，学古典文献的可以进法学院，学历史的可以进商学院，等等。这在美国是正常的教育过程。

◆区区一个管理学院（摘要者注：指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居然能网罗全国五分之一的“第一名”，进这个管理学院简直成了新科举。这是北大的悲哀，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也是这些学生的悲哀。

◆你看美国的常青藤，大部分学校的本科没有工商管理类的学位。只有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等少数例外。美国好的商学院，一般也避免要那些本科学管理的学生，觉得这样的人视野太窄，缺乏领袖素质，而希望招募学人文的那种具有领袖素质的人才。

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

◆历史学中的批判性阅读，特别要注意的是谁在叙述，目的是什么，然后发现这种“叙述特权”掩盖了什么事实或是否压抑了其他人的叙述。

◆读历史也好，读文学也好，都很像个侦探，和律师读法庭审判记录非常相似。法庭就是不同叙述者的叙述的交锋。大家各说各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指涉的是同一个现实。你必须破解叙述者的意图和“事实”之间的关系，而且经常要根据叙述者提供的事实推翻叙述者的结论，破解这个叙述本身。特别重要的是，你要寻找那些缺席的声音、那些被压制的叙述者，从他们的角度看待“事实。

◆正是因为有这种多重叙述的复杂性，文学课最好是以讨论的方式进行。哈罗德·布鲁姆大概是当今美国最有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了。……即使是布鲁姆这么一位半神式的权威，也绝不垄断课堂的叙述权利，尽可能多地让学生参与讨论，让他们有机会从自己的角度破解文本中的各种叙述。……有时候一堂最精彩的“眼位”就是被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孩子点出来的，是她自己的叙述。布鲁姆如果只顾自己讲、沉浸在他个人的叙述中，这个女孩子的叙述所体现出来的神采就没有人看得到。这样上课，多大的权威也会从学生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也不可能垄断叙述。课堂只有变成一个多重叙述的场所，才能反映世界的复杂性。

◆本科历史专业出身的大法官成为最高法院的主力。我们不妨把现任大法官的专业统计一下：九大法官中，至少三个是历史专业的本科，两个读英国语言文学。剩下的也都是哲学、政治学等专业。本科英文出身的史蒂文斯大法官甚至直言不讳地建议，“学习法律最好的准备是研究诗，特别是抒情诗。”

◆我对北大的后辈的劝告是：上大学不是逛早市，别老想着商品交易。大学应该是你的精神故乡。你应该在这里寻找你的灵魂。你应该把精力花在你最想干的事情上。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为什么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就此希望对被严重忽视的“大学语文”提供一些个人的意见。很多人把中文和传统文化混为一谈。一提中文仿佛就是李白、杜甫、唐宋八家、《红楼梦》等，仿佛中文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学生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基本教养。这是典型的“中文系的中文”，对其他系的学生并无不可或缺的价值。我所谓的中文教育，更像是美国大学里的英语训练，是一种公共语文教育（‘文化中立’），最终落实到阅读和写作。读和写的能力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专业都需要这两项基本技巧。先说读。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中国古代文学上了两年，读3000页就算不错了。在耶鲁，本科生一周的阅读接近200页或更多，一个学期要读2000~3000页。即使是上大课，本科生还要额外参加讨论班，围绕着阅读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阅读跟不上会相当痛苦。再说写作。写作是大学语文教育的核心，也是问题最多的。我在堂堂中文系读了四年书，除了毕业论文外，总共就有过两次写作经历。一次是用古文写两篇千字文。另一是当代文学课的一篇4~5页的评论，大概就2000字。后来到耶鲁读研究生，三门课加起来，一学期至少要写60页。仅两年的硕士读下来，就要写快300页。那就是一本书的篇幅了。你如果能长期坚持这么大的阅读量，读完了就和同学讨论，然后不断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不断地找写作高手修改，这种强度自然会提高你的语文能力。不管学生日后从事什么工作，写作多是其一生成功的基础。美国企业一年投入31亿美元训练职工的写作能力，一是说明大学教育的失败，毕业生写作能力达不到市场要求；二是说明我们作为大学丢了一笔大生意，把31亿美元的市场让给了别人。

北大（摘要者注：华科大呢？）为什么不读不写？

◆我的总结是，在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四年下来，得到的训练竟是不读不写。所谓不写，我上一章已经论述得比较清楚。我所说的不读，主要是没有上一节所讨论的那种开放、能动的阅读：分析文本中的叙述层次、叙述者与叙述的关系，破解叙述特权，发现叙述者所过滤的现实和被压抑的叙述者，等等。这样的阅读从来都是因人而异、见仁见智。我期望的是不同的读者创造出来的多重叙述互相激荡交流，形成一个文学圆桌讨论班。可惜，我们当年在中文系，上课老师满堂灌，下课的阅读主要是教材和“参考资料”。“参考资料”里的“原文”也都是选好、注释好的。总之，你很难有自己的解释空间。没有个人的解释空间，一切被老师讲得很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记得有位颇为自负的古典文学教授不屑一顾的地税：“你们这些一二年级的学生，读古诗根本就摸不着门。等三四年级以后，悟性好的才能体会出其中的一点味道。”我等新生刚进北大本来就战战兢兢，听教授这么一训，即使读出些感觉来也会给吓回去。在美国校园里，你无法想象有教授会这么讲。哈罗德．布鲁姆在耶鲁讲莎士比亚，如此大的权威，莎士比亚的剧本随口就背下来。学生听他的课经常要抽签才进得去。可是真的到了班上，则完全是开放平等的讨论，他不会先给你一个定解。

◆至少学校在读写方面没有对学生提出什么要求，也没有提供系统的或者说基本的训练。作为一所大学，当然不能听任学生在校园的宽松环境里自生自灭了。

讨论班：大学的教学与文化

◆我在北大读了四年书，一堂讨论班也没有上过。从来没有一位老师上课时突然转向我说：“薛涌，你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问题的看法吗？”没有讨论班，是北大教育的是大缺失之一，其后果也非常严重。

◆英语危机，还是教学危机？几年前，一些关于麦肯锡报告的文章在网上流行。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学生英语不行，比不过印度学生。其实，该报告虽然指出中国学生的英语能力是主要问题，但英语绝不是唯一的因素。大学所学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派不上用场，恐怕才是要害。英语程度不佳和实用技能的缺乏，成为中国学生竞争不过印度学生的主要原因。

◆以讨论班为例。我们“建设一流大学”的运动轰轰烈烈，但是对基本的教学改革，却避而不谈。比如，美国的大学，特别强调“讨论班”，比如各校不仅有大三讨论班，而且许多还设置新生讨论班。即使是上大课，教授讲完后，学生也要分成小组，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讨论班，每个班人数控制在十几个，保证人人参加讨论。在这种讨论班中，老师不过是个主持人，不停地提出问题，引导讨论的深化。大家要看的是，你和其他人读了一样的东西，你能拿出什么新东西来？你有没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指出作者的缺陷？你能否在作者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指出深化研究的路径。你不仅要理解书本，还要汇通其他学科的知识，挖掘自己的生活经验。一句话，把所有的本事都使出来，创造一些别人没有的思想。

◆讨论班是国外大学非常普遍的教学形式，重在师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由老师提出引导性的问题，学生通过阐述自己的观点，学会如何应用所学到的知识，也锻炼了自己的表达和沟通能力。学生日后不管是当律师出庭辩论，在公司里提出自己的理念并说服别人，还是竟选公职，都必须有这种表达和沟通能力。这是大学教育的根本。

◆学生在讨论班中，并不仅仅要显示个人的能力、出尽风头，还应该表现出强烈的团队精神。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最大误解之一，就是人家那里只讲个人，没有集体观念。其实，看看教育就知道，团队精神是西方教育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也是中国教育最大的一个盲点。人是社会的动物，你必须懂得和别人配合才能成功。

苏格拉底如何培养精英

◆许多哈佛、耶鲁的教授常说本科生比研究生聪明。为什么？在我看来，本科生没有接受太多专业训练，提问也好，讨论也好，直接立足于生活经验，不太受学科的束缚，所以比较有原创性。研究生专业训练多了以后，容易为学问而学问，多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提问、讨论。苏格拉底在讨论如何培养统治精英的问题时，他的起点，竟是怎么驯狗！好的狗，对敌凶狠，对主人温柔。怎么把这种对立的品性培养到城邦的守护者身上？他提出音乐、诗和体育两方面的训练，前者使人温和儒雅，后勤者使人刚毅凶猛。从讨论班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马上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能够贡献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因为他每天上课就是演习这些技能。

◆在中国读书，总担心自己没有学问，不懂什么。在美国读书，总担心自己没有思想，没有激发人的能力。讨论班上，同学竞争非常激烈，争先表演自己的智慧。你讲不出有意思的话，马上就被撂到一边，成为无足轻重的人物。所以，从这种环境下出来，个人进取精神必须非常强才行。

◆反思精英白领危机。中国高级白领的严重短缺，外商的普遍抱怨是在中国找个称职的管理人员实在太难。好的就那么几个，谁都在抢，结果这些人在哪家都待不长。我们的大学年年扩招，守着世界上最大的人力资源，竟不能为这么几个位置供应称职的人才。由此可见，我们的教育体制，已经和经济发展严重脱节。

第二章 北大的经验与反省

北大就是雅典

◆在我看来，北大就是雅典，三角地就是agora（希腊城邦中心的广场，也是公民讨论各种事务的中心地带）。没有三角地的北大，自然也不成其为北大了。

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张广达先生

◆大学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那还是张广达先生。他十分精要地综合各家，把陈寅恪、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伯希和等各家的观点逐一介绍，讲唐史分析周围民族的互动，特别是中亚政治贸易的发展，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展示。

◆他先是拿着黑板擦儿站在讲台边和你谈，等下堂课的师生进来，他就不得不走出教室，走到自己的自行车处，打开锁，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谈，最后干脆站在大家要分手的十字路口，一讲就是半个多小时，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你。这成了当时北大的一景。

◆毕业几年后，我有机会去访问他。他当然来者不拒，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但造访结束临出门时，他突然对我说：“你虽然年轻，但每天这么跑来跑去，可要意识到别人都在进步。你不动就落后了。还是要读《通鉴》呀”我这才明白，他不仅记得我这个人，而且连我问的问题似乎也记得。在他看来，几年下来，我是光说不练，站着不动，所以才有这样一番委婉的告诫。这样的老师，不知道在当今的北大是否还存在。

北大和清华

◆一个天才，最好到北大去发展，因为学校管你的少，你可以自由发展。清华则不同，不管你才分如何，大体都要上学校的课。而这些课不仅时间很多，要求也很高，对付功课会耗尽你的精力，自然也就很少有自由发展的空间。

◆“清华产品”质量比较整齐，即使最差的清华学生，只要能毕业，那就是靠得住的。北大则没谱儿了。

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

◆我说北大的自由式教育优越，其实还是应该就事论事。北大教育是否成功，还要取决于每个人对这种教育环境的利用。你们都是大人了，应该自己管理自己。

◆这种环境虽然离西方大学中那种学生自治还差很远，但就中国的大学而言，北大学生大概是最有自主权利的。

◆“成为自己”，实在是我最大的教育启蒙。后来到了美国，看到这里人们从小就教育孩子在面临各种人生选择或考验时要yourself即“成为自己”甚至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辩论，选民也要看候选人们是否有be yourself的能力。

通才教育可能吗？

◆本科教育的第一使命是人格的完成，而非具体技能的培养。人要首先成为人，而不是专业工具。能意识到专业教育的缺失，立志用大学来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按说已经不容易了。可是，具体怎么往前走？我毕竟是个20岁上下无甚学养和经验的青年，需要过来人指导。可惜能够提供这种指导的老师，当时是很难找到的。

◆美国大学生上课，除了讨论外还有两大件：课堂报告，学期读书报告或论文。两者强调的都是表达，要让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曾为自己逃课振振有词，称“一个全优的学生，充其量不过是对自己所受的教育毫无反省的学生。”这话看上去很酷，多少有些给自己壮胆的味道。

◆提到这些旧事，是想指出当年在北大追求通才教育的目标是多么困难。如今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北大号称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平心而论，各方面的条件也确实比过去好许多。比如社会科学各系的教授多少有一定的阵容，主流不是靠背政治教条吃饭。一个由我当年那样想法的学生，如今跨系旁听也好，选课也好，内容就丰富多了。但是，通才教育是否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核心课程的框架又应当是什么样子？讨论班在教学中的比重是多少？北大如果不辜负其学子，在这方面就必须有所作为。我希望北大早一点建立一种既严格又自由的通识教育的框架。我在学校时如果有这些，大学四年的收获就会多许多。

第三章 北大应该怎么办？

什么是精英教育的实质？

◆精英就是社会各个领域的领袖人物。怎么才能成为这种领袖人物？那就是要看你能不能用自己的理念号召其他人跟随你。怎么具有这种号召力？那就要看你能不能了解老百姓的心声，能否打动人家的心弦，能否提出一套方案，付出独特的努力，解决他们生活中面临的问题。

◆你能否超越自己的精英生活的经验，回到老百姓中，改变他们的生活？这才是你能否成为社会领袖的关键。也正是如此，美国的名校都强调社会服务，强调学生和底层建立联系。

◆北大要做的，是扔掉这套昂贵的名牌衣服，让学生穿着平民装毕业。北大要想方设法让学生们了解民工们的生活，想想自己能为大家做什么。为此，学校要鼓劲学生义务给民工们上课，拿出经费对学生进行社会服务的培训，甚至可以考虑把社会服务算入正式学分，成为必修课。培养跨越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心理距离的能力，才是精英教育的实质。北大只有建立这样的教育模式，才无愧于“最高学府”之誉。

谁来拯救我们的大学？

◆北大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多年来采取一套非主流的教学法。他给本科生布置作业：下去搞社会调查。调查的题目可以很细小，但必须是第一手的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写成报告，不准东抄西抄，人云亦云。学生的作业已经精选成书出版，题为《都市的角落》（“城市社会学”）、《消费的秘密》（“消费社会学”）。书出来了。评价相当不错。国外一些社会学界也颇为赞许：深浅先不说，至少这一篇篇小报告抓住了问题，为以后的研究开拓了思路。大学的管理者们，应该把眼睛放在这些能够真正改变教学的人身上。

◆现在是反省过去几年高等教育改革的时候了。反省的开端，是问一个问题：我们投入了那么多钱，大学的课堂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也必须带着这个问题，设想下一步的改革。

◆我看首先要改革的，是以考试为中心的满堂灌的教育方式。这一改革分两个方面。第一，课堂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要训练学生创造知识。理工科的大课之外必须有实验室的工作。文科课程应该设讨论班，让学生有参与“思想过程”的机会，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和所能贡献于世界的东西表达出来。第二项改革，则是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做研究。只有通过实际的研究，学生才能知道自己真正懂什么，不懂什么，能为社会提供什么，还有什么欠缺，体会到创造知识的艰辛。这样的过程，不仅增加他们的创意，也刺激他们更有目标地学习新的东西，能够更好地适应现实世界。

北大清华在东亚的地位

◆2008年12月第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了该刊首度世界大学的排名。不过，其排名所依据的仍然是一个多月前伦敦出版的《时报高等教育增刊》（国内一直误译为《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的世界大学排名。应该说，这个排名的依据，远不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那么详尽，只有6个指标：学术界评价，雇主评价，师生比例，国际师资比率，国际学生比率，以及教师论文引用率。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对大学的评价依据则有18个指标。但是，不管这些评价标准如何粗疏，它们毕竟给给世界各地的大学提出了一个横向比较的标准，略加分析还是有相当的参考价值。这个排名，东亚地区在榜上靠前的是如下几个学校：东京大学（第19），京都大学（第25），香港大学（第26），新加坡国立大学（第30），香港科技大学（第39），香港中文大学（第42），大坂大学（第44），北京大学（第50），清华大学（第56）。可见，香港的三所最好的大学，已经领先北大清华了。如果我们再认真分析一下排名的依据，就会发现北大清华的排名恐怕是被高估了。北大清华的优势主要在其名气，在硬的学术指标上则很难入流。

◆名声在外后学术质量上不去，北大清华还能吃自己的名气多久呢？这是两家名校不能不有的危机感。

名校的距离

◆我的用意，无非是警告国内的大学，办教育不是盖大楼，要以学生为本，要舍得拿出资源给学生发奖学金。奖学金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大学水平的依据。

◆一流大学，说到底是英才教育，不管你出身在什么家庭，不管你有钱没钱，只要优秀，就有接受这种教育的机会。否则，英才教育只能依赖家庭背景等个人无法负责的偶然因素，名不副实。

中美大学怎么比较？

◆衡量本科教育，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本科生的毕业起薪。大学生的起薪接近民工，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乃至竞争去当清洁工。而这一切，竟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强劲，已经被公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的时代。如果经济增长放缓，这些大学生的就业前景和收入就更是不堪设想了。中国的大学，在本科教育上，怎么和美国比？

◆那些用脑子不清楚的名人装点出来的大学，实际就是一场骗局。有志气的学校，要眼睛盯在那些正在创造期顶峰的下基层无名年轻学者身上。大可不必跟着先生这种功成名就的人的屁股后面追星。

考研困境说明了什么？

◆研究生训练所要求的学术素养，靠目前的考试是考不出来的。推荐自然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手段。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研究生录取，推荐信的重要性常常超过分数。这就马上有个公平的问题。在国外，同级大学实力相当。你培养不出像样的人来，学校的声誉受损失，压力相当大。但是，这一规则在我们这里就吃不开了。

◆你有传统声誉，就有特别的国家拨款。有了特别的国家拨款，传统声誉就永远可以保持下去。不管北大怎么办，钱比别的学校也多。招几个草包学生又有什么关系？所以，教授们不受竞争规则的制约。保送制度一旦占了主导，腐败几乎肯定会产生。

◆你越是考专业考生就越知道死背哪几本书，知识面就越窄。但是，你如果考上三小时的中文阅读，内容从科学到历史文学商务法律无所不包，学生接受知识的能力高下，一下子就考出来了。

阿忆挨骂，是在替体制受过

◆最近教育界出了两大名人。一是北大副教授阿忆，仅仅因为透露了自己一个月工资4000多元的工资单，抱怨靠这笔钱无法养家，遭到网民炮轰，说他工资比普通老百姓多得多，却还“哭穷”，是在为教授不务正业出去走穴张目。另一位则是俞敏洪，本来也是北大教师，十几年前正是因为出去走穴，受到学校处理，十月辞职办班。如今他的新东方在纽约上市，自己身价达两亿美元，接近2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最富的教师。但不仅很少有人骂他，而且大家还把他当成一个时代的英雄。没有比这样的对比更耐人寻味的了。

◆中国的老百姓并不“仇富”，也不排斥市场经济。相反，公众尊重财富，相信市场。大家仇恨的，是来自非市场经济的财富，或者是那些明明不是靠市场赚来的却自称是来自市场的钱。

◆公众并不反对新东方那种教育产业化。否则，大家看到俞敏洪的财富眼睛早红了。公众反对的是人们命名的那种教育产业化：即拿纳税人的钱办学，把本来应该给纳税人提供的公共服务明码标价地出售。说白了大家恨的，是拿了国家经费的学校乱收费。

◆母校的教师中昨天出了个孙东东，今天又出了个阿忆。如此折腾下去，北大这块牌子还怎么“保值”？

校园游客

◆这些游客，主要是未来准备申请大学的高中生和他们的家长。他们的高校旅游，其实就是“高等教育采购”。

◆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因此也是票证经济。而中国的大学教育，则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录取通知书就如同当年的自行车票，拿到就得谢天谢地，消费者完全丧失了选择的自由。这种制度不改，中国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有竞争，就永远会成为社会怨恨的对象。

北大的改革开了危险的先例

◆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中，任何制度都会埋没人才。相比之下，特别是在中国现有的“国情”中，“一考定终身”所埋没的人才恐怕是最少的。“一考定终身”最大的好处是，最大限度地遏制了权力的滥用，而滥用权力是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社会上千年的痼疾。

◆在1977年的高考中，山西省雁北地区插队知青王小平仗着原为山西雁北地委书记、并已升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的父亲王进的权势，进入北大法律系。此事很快被媒体揭出，成为全国高校的一大丑闻，最后北大将之除名。假如不赶走王小平，我们大家就都成了王小平，我们就再无理由宣称自己是在公正的游戏规则中竞争出来的优胜者。这种抗议，对王小平最后被除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要选的是难以考出来的“综合素质”，说起来也许头头是道，但是老百姓本能的反应是一百个不信任。因为这种制度很难避免腐败，甚至必然带来腐败。

◆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为什么要把多年行之有效的制度推翻？更何况，至今高考在内容和形式上，仍然大有在现有框架之内改进的潜力。曾经把王小平除名的北大，如今居然带头推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瓦解自己当年所捍卫的廉洁制度，这实在让人心寒。

第四章 中国大学的弱智化

从“钟曲线”看中`国大学的智力下降

◆大学是否会随着扩招而越办越滥？这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也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问题。比如，在二战后，美国通过“退伍军人法案”，让参加二战的普通百姓的子弟接受高等教育，一些人甚至有了上哈佛耶鲁的机会。当时就有许多教育界人士担心，常青藤的教育质量，恐怕会毁在这些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大老粗之手。结果正好相反：这一代退伍军人，被称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学生。许多大学在高等教育平民化的趋势中反而更加精英化。

◆人口的智商结构与大学对精英的选拔。如何解释上述二战老兵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大学生”现象？1994年，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Richard J．Herrnstein和美国企业协会的社会学家Charles Murray共同出版的爆炸性的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与阶级构造》为我们提供了线索。顾名思义，这本书所研究的是智商及其社会后果。其核心论点是：一个人的能力由其智商基因和环境所决定。当美国式的民主把个人环境变得越来越平等后，智商对一个人的能力就起了越来越大的决定作用。20世纪的美国，因为社会进步，各阶层在教育机会上变得越来越平等，富裕阶层已经不可能垄断教育资源。当一般平民百姓凭自己的智商和富家子弟竞争时，人的素质而非家底背景和社会地位成了决定这场他们之间胜负的关键。

◆《钟曲线》的出发点，是心理学的一个基本结论：人口的智商结构分布大致是固定的。100分是人口的平均智商水平，超过的属于高智商，低于的属于低智商。中等智商的人在人口比例中最大。如果把智商从高到低制成一个横坐标轴，并以100作为中点，再把人口数字由低而高做成纵坐标轴，那么从横坐标的中点往两头推，随着智商的提高或降低，具有相应智商的人口就逐渐缩小。用坐标图来表示，就呈现出一个中间高，两头低的：“钟曲线”。照这个道理推论，当高等教育不普及，人口中只有非常少数的人能进大学时，大学自然是人口中具有顶尖智商水平的群体。一旦高等教育普及，几乎谁想进大学都可以时，智商中等甚偏低的人都成了大学生，大学也不那么精英了。

◆弱势阶层提高了常青藤的智商。不过，同样坚持“智商决定论”的《钟曲线》，对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做出了出人意外的分析：高智商向大学汇集的速度，明显超过了大学生人数增长的速度，造成了大学不断精英化的趋向。

◆这种高等教育随着普及化而精英化的原因有多种，很值得中国教育界思考。第一，20世纪初，美国的大学几乎是少数白人精英的私人俱乐部。这些人进入大学并不经过严格的竞争，而是靠着家底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如今，哈佛大学不仅是全美名校，也是世界的大学，甚至把招生的大网撒到中国来，并有大量的奖学金，海纳各界人士。一个能够网罗全球各阶层的人才的大学，当然比仅靠波士顿四周地方贤达子弟中人才资源的大学更能创造精英教育了。第二，美国的经济发展，使大量人口成为中产阶级，有了上学的机会。高中毕业率越来越高。智商在115的年轻人，在一个世纪前大部分甚至还没有机会读高中，现在基本全进了大学。第三，二战后美国给贫困学生的奖学金越来越多，进一步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第四，一流大学在这所有这些潮流之上，还另有一个优势。20世纪美国高中毕业率不停地翻番，申请上大学的人数增长了几十倍。但是，一流大学的数量和学生人数则没有明显的增长，所以哈佛选材在50年间从三里挑二，到十里挑一。

◆“教育如衣”导致中国大学的弱智化。美国的上述趋势，在中国过去的30年则没有发生。其中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被错误的哲学所指导，把“建设一流大学”和发展基础教育脱节开来，甚至领导大学改革的人声称衡量一个大学的水平要看其博士课程的水平，等于把大学的使命从教学转向研究，试想：如果基础教育培养不出人来，大学就没有十里挑一的本钱，靠智商仅在平均水平线上的学生，怎么可能有好的博士课程？这里的要害是：主流经济学家们一直自觉不自觉地把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鼓吹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理论延伸到教育界，自然把追求优异和扶助弱势对立起来。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则展了自由竞争的另一面向，并且也活生生地表现在教育上：竞争越激烈，经济就越有效率。而要加大竞争的激烈程度，最好的办法是扩大竞争的参与率，这包括瓦解大资本的垄断、把弱势阶层推上竞争的舞台。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完全没有意识到公平是提高效率的最好手段（摘要者注：这里的“公平”不能理解为“平均”）。

◆这30中国教育的一个最大失败，是大学的扩张超过了基础教育的成长，特别是没有给弱势阶层提供足够的帮助。这样，贫困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上大学就越来越难。大学的选材范围，不是越来越扩大，反而有缩小的趋势：城里学生比农村学生的录取分数还低，大城市学生比中小城市学生的录取分数还低。

◆如果我们没有搞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而是把那些特别拨款用来进行教育扶贫，让更多的穷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甚至免费读完高中，那么，中国大学生的素质恐怕会比现在高出许多。换句话说，如果把大学教育经费砍一半用于基础教育，中国的大学水平反而更高。

◆如果高等教育像高档奢侈品一样只对买得起的人开放，高等教育的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不仅是社会不公平，而且还是效率的下降、大学的弱智化。

破除对专业教育的迷信

◆在我看来，大学应该以通才教育为本，学生到高年级可以选专业，但真正的专业训练应该到研究生时期完成。法学在美国基本就没有本科，但这并不妨碍美国法学训练的高度专业化。

◆法学需要专家。我反对的是对专家的迷信。因为越迷信权威，就越容易导向专制。看看中西方的历史，难道专制不都是建立在某种权威迷信的基础上吗？这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启蒙时代之后的人来说，本来应该是个常识。

◆知识的进步总是从挑战权威开始，挑战的结果也常常是突破往常的专业分野。为什么美国的法学教育这么优秀？就在于注重批判性思维，而不是几个僵化的条文。我的一位同事的丈夫是哈佛法学院出身，现在专门给判了刑而没有钱请律师上诉的穷人上诉。他的工作本质上和搞文史的非常相近，其基本功就是文本分析。第一步是阅读审判记录，通过对记录和判决的分析，找出上诉的理由。这些文本，都是训练有素的律师、法官等专家劳动的结晶。你要迷信专家或专业知识，怎么可能推翻人家的结论？

◆迷信专业教育，是剥夺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个最好办法。我们要建设创新型社会，就得有不迷信权威的创新型人才。

读书无用论和不读无用的书

◆衡量大学扩招是否是个进步，不是看多少人上了大学，而是看大学教育究竟给多少人带来了机会。如果许多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并支付了不少学费，最后拿到的工资和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差不多，甚至找不到工作，这叫什么进步？难道不是坑人吗？

◆如今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起薪低，这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审判，说明许多大学提供的教育没有价值。

中国的大学必须降级

◆过去十几年，中国的大学忙着扩招、升级，闹得自己负债累累不说，大学毕业生也找不到工作。如今，大学又将面临一个新挑战，那就是降级！对一半左右的大学而言，降者存，不降者亡。除非纳税人愿意供应这种无休止的教育浪费。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留得起学的人越来越多。在已经日益减少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将有越来越高比例的学生留学。空校危机已经很真实。

◆中国的技工学校少、大学过剩，技工学校的毕业生比大学生更好找工作，显示了技工的短缺。我一直大声疾呼，未来教育的首要使命，是如何把在几十年内将达几亿之巨的进城民工培养成现代产业大军。

让市场来调节高等教育

◆最近有报道，多数省份的高考人数出现下降趋势，也许意味着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大学升学竞争的一个“拐点”。这是市场对高等教育的必要调整。在市场经济中，大学的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应付未来的生活和工作的基本素质。而最近十年大学连续扩招，粗制滥造，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大学也就失去了信誉。

◆最近国有企业开始扩招大学生。有人说这体现了国企的责任感，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以国企扩招来把高校扩招正当化。如果国企能用更少的人创造更大的价值，那么出于“社会责任”而扩招自己并不需要的大学生则会妨碍产业升级、技术更新和管理的优化。一旦国企承担了这种“社会责任”，日后就会更加理直气壮地向政府和社会要求自己的垄断权力。这种通过人为地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扭曲了市场信息，创造一种对大学生的需求假象，许多家长因此可能继续把一生的积蓄白白地烧在子女的大学教育上，大学泡沫再多维持一些时日，推迟转型。这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大学都无好处。

第五章 中国高等教育批判：以高尔夫球和博士为例

大学的责任在于塑造有思想的公民

◆大学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训练学生的某些特别的技能，更要塑造有责任感的公民。而塑造有责任感的公民，从培养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开始。当然，这种参与，要先从本校的事务开始。

◆现代社会，是为“参与性的政治程序”所治理。学生读书期间，就要学习和演练这样的政治参与，而最好的场所当然就是自己的学校。俗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自己学校内的公共事务都无法参与，还谈什么投身于社会？二战期间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当年上哈佛时最大的心思就是进学生报纸的编辑部。在挤不进去时，他竟曝出自己的亲戚，正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将来校演讲的新闻，证明自己作为消息来源的提供者，是多么有价值。

◆真正体验过美国的大学生活的人就知道：课堂远远无法涵盖大学教育的全部。大学是一个自治的学术共同体，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思想和意见的平台，并鼓励所有成员参与这个共同体的管理过程。学生在这种参与式的大学环境中，学会了怎么表达自己的诉求，怎么说服别人，怎么调动公众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怎么把思想化为行动，由此发展出自己的“领袖才能”。

怎么培养败家子？

◆北大要建高尔夫练习场，立即引起公共关系的危机，最后这一贵族计划不了了之。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6年10月14日，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宣布：“两个月后，目前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场将在厦门大学建成并投入使用。今年06级厦大学生都要上高尔夫球课。其中对管理、法学、经济、软件的学生还是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学会高尔夫球。”据说这是精英教育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对精英有不同的理解：精英就是人上之人，就必须具有享受人上之人的生活的训练。美国人把这种事情登到《纽约时报》上，让大家看看暴发户的热闹。

◆美国的精英教育，强调的是如何了解下层社会，而不是自己小圈子里玩什么。美国的报纸上常有讨论：富裕的家庭如何向孩子解释家里的财产？许多富人特别注意不让孩子知道自己是富人，以防他们小小年纪就因为觉得有依靠而不思进取。但有些家庭的财富是盖不住的，如毫宅、飞机、游艇等，怎么可以让孩子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常常想办法，让孩子觉得这些财富与自己无关。

◆我们（摘要者注：有些人）强调的，不是精英向社会提供什么服务，而是精英要在社会中享受什么。人家注重的是创造，我们（有些人）注重的是挥霍。

高尔夫错在哪里？

◆这场闹剧并非全无好处。它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大学的体育功能是什么？我们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大学体育？要学习美国的“一流大学”，在大学体育上向人家借鉴什么？美国大学体育中最流行的项目，基本都是集体项目：橄榄球、篮球、冰球、足球、网式曲棍球等。

◆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的一个巨大不同，就是把体育放在教育的核心地位。一个校队的队长，到华尔街找工作有时比一个优等生还有优势。

◆球队是个集体，给你提供了施展领袖才能的环境和舞台。你能把众多个性、背景、技能不同的人组成一个有效的团队，说明了你有领导力。

◆大学体育是培养精英的重要手段。美国大学里参与体育竞技的学生中，日后成为领袖的比例明显比没有参与的学生高。

◆从大学体育看，美国人更强调把独立的个人放到一个集体中，让这些人学会怎么把自己组成一个团队，怎么产生领袖，怎么在合作中为一个集体有效地运行。根据有关统计，在成功的商人和政治家中，学生时代从事体育的明显高于一般人。这说明他们从体育中学会了竞争和领袖才能。

◆问题的关键在于高尔夫是装点精英气派的运动，不是塑造领袖的运动。因为它太与世隔绝了，无法帮助领袖和被领导的群体建立直接的关系。足球则提供了一个像希腊方阵那样培养团队精神、塑造领袖的环境。

高等教育的超前腐败

◆中国仍然有大力投资高等教育的战略需要。但是，这种投资必须是“生产性的投资”，目的是培养学生为社会创造价值的能力。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这么几个钱来办大学，大学生享受了这样的恩惠，日后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为他们埋单的普通老百姓。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劫贫济富。大学生只有日后创造出巨额财富，使下层社会也能跟着受益，这种教育投资才有正当性。

◆如今贫困地区的中小学连桌椅板凳都没有，大学却拿着纳税人的钱盖豪华校门，给食堂装豪华电梯，兴高尔夫球场。这些现象说明，用纳税人的钱以计划经济的方式经营高等教育的体制已经彻底破产

博士生：你何必钻垃圾桶里？

◆最近《中国青年报》报道，说博士生成为了“垃圾群体”。为什么这些心智健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会甘心情愿往垃圾桶里钻？对已经成了垃圾的，就不去谈了。我这里还是对那些考虑读博士的人说几句话，希望更年轻一代在跳进垃圾桶以前，至少能三思。第一，什么样的人适合读博士？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进了博士课程就像跳进了垃圾桶。如果一个人执意要读博士，老师和朋友就必须门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能想象过一个没有学术的生活？如果不能的话，那还要问第二个问题，你是不是最好的？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可以读博士了。第二，不要在中国读博士，即使是学习中国史、中国文学，也要出去读。中国学的绝对研究水平，日本比中国高，美国也不差。现在一般的学术环境和规范，绝对是外面好。第三，万事不能说绝。如今世风日下，但我相信而且知道，国内还有个别好的博士课程，有好的博士导师。所以，国内不是绝对不能读博士，但对导师的知识、人品就要绝对把握才行，不应该有一丝妥协。

第六章 大学的诞生（从略）

附录 他是北大校友里我最佩服的家伙

——专访《草根才是主流》策划人孙勇（从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