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伯纳德教授系列讲座（一）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区别概述

9月6日晚在D9C110教室，著名政治学学者伯纳德（BERNARD SUSSER）教授给我院同学带来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精彩讲座。伯纳德教授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成为以色列巴伊兰大学政治研究系的终身教授，他也是以色列国会的政治顾问，国际政治学知名学者。这次是伯纳德教授第六次来我校讲学，他将带来关于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系列讲座。6日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我院的王国华教授，毛羽教授和梅昌超老师也参加了此次讲座，并为同学们解疑。

这次讲座由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延伸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上，并围绕其区别加以展开，伯纳德教授强调他所阐述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并非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保守与自由，而是更深层，更基础的——对社会和个人生活等的态度。以此为基调，伯纳德教授具体比较了两者的不同：（一）从根本上讲，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源于对人性观念上的不同：自由主义持更积极的看法，而保守主义则以灰暗的眼光看待人性，从而依赖命令、权威、传统解决社会问题，认同社会自我运转；自由主义则相信人的力量，支持政府干预社会。（二）具体不同则表现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对待社会生活、社会改革、人性等态度的不同。1.对社会改革的看法不同。保守主义认为社会改革必然以牺牲、付出巨大成本为代价，并不可能避免带来恶果；自由主义则认为社会改革能带来更多好处，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在此伯纳德教授以中国改革为例，谈到了城市差距、中外文化冲击及其它社会问题，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以此解释改革代价问题。2，对人的能力与作用上的不同。保守主义认为人类行为应被道德力量约束，而自由主义则认为是人类创造了道德标准，也能改变它。保守主义易于说罪恶，而自由主义则是以失误来解释。3，犯罪来源的不同看法。保守主义对待犯罪采取强硬政策，严厉制裁。自由主义认为犯罪源于贫困、缺乏教育、缺乏发展机遇等原因，解决这些才能抑制犯罪，而不赞同以高压、重罚等方式消除犯罪。4民族主义与排外性。保守主义更倾向于民族主义，以自我为中心而排斥其他的不同文化。自由主义则显示其开放性，乐于接触不同的文化，愿意与其他文化和谐相处。5家庭观念不同。保守主义是以家庭为中心，以责任维系家庭关系；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利益、朋友等与家庭具有平等地位。6性观念上的差异。主要是对堕胎、人口控制等看法上的不同。保守主义倾向于传统，而自由主义则认为在不伤害他人利益前提下，尊重个人。7女权主义。在此问题上保守主义认为男女生来就有分工不同，不应该扰乱这种不同；而自由主义则支持男女平等思想。8行动动机的不同。自由主义更崇尚环保、素食主义和和平；而保守主义则是以利益为驱动力对一切做出反应。这种观念不仅反应在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反应在一些政策（包括对内和对外政策）中。9，对人性是否改变观念的不同。保守主义认为其不随时间而改变；而自由主义则认为人的本性与人类文明都在发展之中。总而言之，保守主义遵循传统，更谨慎，害怕混乱；而自由主义则崇尚开放，更积极，害怕束缚。

演讲结束后，伯纳德教授认真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使现场气氛到达高潮，同时也使大家对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认识更深刻。

2004年伯纳德教授系列讲座（二）

九月七日晚，东九B506教室，伯纳德教授西方政治学系列讲座继续举行。继上一讲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进行了概述之后，伯纳德教授着重向我们介绍了18世纪至19世纪的四种重要的保守主义思想以及代表人物。

在对保守主义进行了简单的区分之后，即现代保守主义和古典保守主义,伯纳德教授指出了现代保守主义的主要敌人——欧洲启蒙运动中激进的理性主义（OVER-SIMPLE RATIONALISM），他们相信人类的进步是无止境的，科学可以改善一切，知识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保守主义者认为启蒙思想家们缺乏对人类生活的悲剧性、复杂性、局限性以及自利性的认识，由此便产生了爱德蒙·伯克的政治学说。

伯克生活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博学多识，曾担任过英国下议院的议员。伯克认为政治理论不应当属于哲学范畴，任何理论都不能概括政治的复杂程度，把政治纳入哲学的框架的尝试是危险的。政治是一种谨慎的实践，这种实践需要对现实世界的切入，而不是完全与真实世界里的真实的人的不相关的理论世界。伯克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深入地反思，他指出革命者们缺乏对文化积累的缓慢性的认识，他们仅靠浅薄的哲学、口号以及信条就想推翻世代的传统。伯克认为，传统代表了人类不断积累的智慧，是人类不断试错的结果。尽管它们未经过精心和理性的策划，但他们是智慧的。人类很多世纪以来在各种情况和危机中形成的智慧结晶自然比一些自认为重要的“哲学家”的信条意义重大，作为单独的个人可能会犯严重的错误，而作为整体的人类则是天才。伯克同时认为理性的信条缺乏弹性，他们容易导致严酷和极端；政治的正当性来源于强大的政治传统。由此，伯克完成了对传统的辩护以及对哲学的批评。

而以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们则属于另外一种保守主义。施特劳斯并不反对哲学，而是反对一种自信的缺失，即现代人没有达到“真理”、“公正”和“善”的理性力量，他的敌人简而言之就是道德和知识上的“相对主义”。施特劳斯指出传统不能作为政治判断的基础，因为它们彼此差异巨大；政治传统以及其他政治信条必须以理性的原则来加以审查；相对主义——观念只有在其适用的范围之内才有意义——是政治思考的大敌以及现代观念中的固疾，其迎合了大众、普通人以及无知者；相对主义者的宽容不是来自对不同观念的尊重 ，而是来自于判断标准的缺失。因此，施特劳斯提出，我们必须运用哲学以及理性的原则来评判人们的观念和思想，而不是盲目的跟随。

奥古斯定、霍布斯以及弗洛伊德则认为基于人类的“恶”才产生了保守主义。他们认为人类在本质上是有缺陷以及局限的 ，社会的缺陷在与人类本身的缺陷，政治生活不能纠正这些缺陷，因为他们植根于人性之中；政治生活除了防止人类做出自私、暴力以及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行为，别无他用，任何试图从根本上进行政治变革都会归于失败；平均财产及政治权利不会从根本上避免人类的争斗、剥削及自私行为，它们只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激进分子和改革者们认为人类的存在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实际上威胁了社会秩序，造成了人类更多的苦难。

奥特加·Y·加赛特的保守主义则认为人类社会需要等级。他认为是大众赶走了自然的文化精英，并且将自己的低级的趣味及价值标准强加给别人，它们不懂得一种文化的保存需要细心的培养，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权利，并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大众的平等实际上是把所有的人都拉到同样低的水平，尤其是技术官僚他们代表着最危险的“大众人”的形式，现代的群众运动如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实际上都代表着大众。因此只有允许人类社会维护自身的自然等级，灾难才可能避免。

2004年伯纳德教授系列讲座（三）

九月八日，像一个公正的律师一样，伯纳德教授在仔细阐述了保守主义的思想之后，又开始为自由主义思想辩护。他首先指出，自由主义是二战以来世界范围内最成功的意识形态，绝大多数人都愿意生活在一个公民权和人权受到保障的，政府是有限的而且私有财产受到保护的社会里。然而自由主义本身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派别，但是这些理论派别都有着一些共同之处，使其成之为自由主义。伯纳德教授对这些共同之处作了详细的归纳。

第一，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认为人类是理性的、积极的、被自己的利益和喜好驱动的。他们根据自己设立的目标和利益去设计自己的生活。他们认为社会是所有构成它的个人的总和，个体的人及其财产、权利、需要及利益永远是公众生活的核心。除非个人的行为真正伤害了他人的利益和自由，否则他们就应当被允许去追求和相信他们自己的东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实际上是高度宽容的。

第二，自由主义者相信平等，这不是指经济平等，而是说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价值，他们在基本人权方面是平等的。自由主义者相信“机会平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具有在自由市场竞争的相同的权利。

第三，在对待“好的”和“对的”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只应当介入什么是对的，而不应当介入什么是好的，后者应当由个人来决定。国家应当在涉及目标、价值及兴趣等个人原则的问题上保持中立，政府的职责就是提供游戏规则，政府不应当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保障个人有设计自己生活的自由。

第四，自由主义者质疑终极真理和绝对道德。人类关于什么是好的观念是有差异的，强加给人们一种单一的观点以及目标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导致这样和那样的专制。人类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的道德追求，自由主义者并不期望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里所有的人都被一个目标联系起来。同样，自由主义者喜欢消极自由胜于积极自由，他们期望免于做某事的自由而不是去做他们应该想要去做什么的自由。

第五，自由主义者一般喜欢把自己看成是调和的、务实的以及妥协的。他们更加喜欢小的而不是大的变革。因为，完全的改变总会侵犯人权；当变革巨大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判断哪个部分成功了，哪个部分失败了；更重要的事，大规模的变革必然意味着价值的由上至下的强加。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政治乌托邦，也就是说试图建立一种政治制度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醉汉，日复一日的对于具体问题的解决才真正有助于服务于人们的当时当地的需要。

2004年伯纳德教授系列讲座（四）

九月九日，伯纳德教授指出自由主义在西方以及世界范围内已经取得成功，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正是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彻底肯定。自由主义的争论主要是在两种自由主义的派别之间展开的，即古典自由主义和福利自由主义。

约翰·洛克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创立了自然权利学说，指出人类享有对自由、财产和生命的自然权，认为人类是理性的自利的动物。洛克还讨论了国家和财产的起源，从而得出结论：权力是个人的，政府权力来自公意。

另一位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他认为市场机制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价格传导机制自行调节市场活动，人类出于自利的行动往往能够促进公众的利益，政府的干预不能妨碍这只看不见的手。然而这种纯粹的自由主义同样会引发很多问题，比如贫困、犯罪、疾病及童工问题。

实际上早期的自由主义大多数是经济上的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仅仅是经济自由，财产往往成为选举的标准。因此，产生了另外一种自由主义，即福利自由主义，他们认为公民权和经济权利同样重要，政治民主的意义并不亚于经济自由。功利主义是其中的重要思想派别，其代表人物杰米利·边沁认为政治的准则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他认为政府应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福利自由主义主张建立社会安全网；实施福利计划，包括医疗健康、失业保险；打破垄断，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凯恩斯的理论以及罗斯福的新政都是与福利自由主义一脉相承。

左翼的自由主义曾经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一战后至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盛极一时，他们主张大政府，即强调政府在指导经济方面的作用。然而就在大政府日益兴起的时候，却有一个不同的声音，这就是哈耶克的右翼自由主义。在《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哈耶克大胆的预测政府大规模的干预经济必将导致灾难。

哈耶克认为现代社会不可能通过人们的计划而得以建立，人们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设计或改造社会。他认为社会制度并不是因为人们为了追求共同目标而集体的有意识的创造的，它们是自发的、未经有意协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实际上就是未经计划的秩序。计划经济者试图将人们的需求和目标的复杂体系归结为一种简单的系统，并通过某种计划机构来控制，但实际上他们试图阻止和控制的世界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蓝图、计划和设计；计划者的知识是有限的，而且他们没有充分的信息。

福利自由主义者提出，由于人们的知识是自私的，需要一个经济管理者从未协调的利益中理出头绪。针对这个问题，哈耶克的回答是有力的，他认为这些立论是建立在同一个错误之上的，即个人的利益不会自然的协调，而事实上所有的人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而实现的众多人之间的自然协调。同时哈耶克也反驳了单一的国家事业可以发挥规模效益优于商业竞争的说法，他认为只有打破垄断，实行竞争，消费者才能获益。最后，哈耶克指出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是整个体系的基础，人们越自由，这种体系就越能反映人们需要的多样性并及时做出调整。

由此哈耶克得出结论：自由市场制度是民主自由的最好保障，因为它将人们愿意做什么的最后选择权交到了他们自己的手上。

2004年伯纳德教授系列讲座（五）

——约翰.罗尔斯的福利自由主义

9月13号晚，继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后，伯纳德教授阐述了自由主义另一学派的思想——约翰罗尔斯的福利自由主义理论。罗尔斯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者，他的著作《正义论》于1971年问世后，掀起了一场深刻的关于福利经济的思潮。罗尔斯的福利自由主义与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更倾向于限制市场的力量，保护社会中的弱势群体，鼓励社会平等。尽管他们两人的理论存在很大的不同，但都接受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特点。福利主义所倡导的健康保障，医疗保险可能是20世纪最成功的理论，但却缺乏严谨的理论基架。

罗尔斯的理论主要是希望找到一种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公平规则来分配社会资源。他认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理性经济人，要形成共同认可的社会规则是很困难的。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罗尔斯进行了一场“思想试验”，假设人们都是处于“无知之幕”之后，试图找到人们在这种状况下会做出何种选择。所谓“无知之幕”也即是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处的真实位置或状况（富有或贫穷，聪明或愚笨，积极或被动，优势或弱点），人们总是在猜测自己的状况，但他们了解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向，人性及人类的目标和利益，同时他们也是一些为自己设想的普通人。罗尔斯正希望在这种原始状态下，找到人们会选择怎样的社会组织，国家形式，怎样进行资源配置。

可以想象，人们在“无知之幕字”之后，必然是想法趋同的，即一个人的决定或选择也代表了整个社会的选择。罗尔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纯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体系，柔性自由主义市场，功利主义原则下的体系和完全平等的体系，这四种体系都持反对态度。伯纳德教授对其中的完全平等体系的反对做了详细的解释。在“无知之幕”之后的人们认为这种完全平等的体系虽然能将他们的风险降到最低，但同时也抹煞了他们个人变得更好的可能性。“无知之幕的人们不会接受一部分人处于优势，而另一部分人处于劣势。这些人只能接受被弱势群体允许的差异存在，毕竟我们都都可能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罗尔斯也宣称他不赞同完全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认为，首先自由市场原则能最大限度保障个人权利。财产权利和无干扰形成契约的权利是基本的。第二，人们不能否认资本主义制度是形成财富的最大动力。

罗尔斯认为，“无知之幕”迫使我们考虑我们是否是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因此，人们不可能有更多利他主义的想法，虽然，社会总是倡导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团结。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总是以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为起点的。政策的公平性在于这些政策是否能为包括社会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人所接纳。

2004年伯纳德教授系列讲座（六）

9月14日晚，在分析完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经典学派：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和约翰•罗尔斯的福利自由主义理论之后，伯纳德教授开始了有关民主制的讨论，而民主制正是自由主义思想在国家政体上的突出表现。今天的讨论将从民主化的定义开始，并逐步拓展到民主的特征以及民主发展的现状。

什么是民主化？民主化是国家建立民主政府的步骤和过程。民主的基本特征包括：①自由选举制②保密投票制③公平选举制④多党选举制。如果将民主的组成要素概括得更为全面，那么还将包括⑴个人权利，其中包括尊重人权，尊重个人隐私权等；⑵公民权，其中包括独立选举权，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⑷完善的监督权；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了解民主发展的现状之前，伯纳德教授先给我们分析何为一个健全的文明社会，那就是：一个由自发产生并独立运做的多个组织、团体和经济公司所组成的富裕社会。这些组织团体在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充当了纽带的作用，它们建立时的自由程度成为反映政体民主化的重要标准之一。而这样的文明社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只是上层建筑试图达到的理想目标。

对于当前民主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观察得到：在1972年，全世界只有43个民主制国家，38个半民主制国家（后来遭遇失败）和69个非民主制国家。而如今，全世界有89个民主制国家，56个半民主制国家和47个非民主制国家，其中东欧和中亚的民主化进程最快。有趣的是，在整个欧洲和北美，没有一个国家属于非民主制。

2004年伯纳德教授系列讲座（七）

9月15日晚，继昨天对民主化的特征及发展现状的剖析之后，伯纳德教授接着向我们分析了民主制的影响因素，其中主要包括宗教信仰和富裕程度。

一， 传统观点都认为宗教与民主制是相联系的。因为民主制最早起源于基督教信徒聚居的国家，而其中新教徒的影响力又比天主教徒大。但是如今这种认识并不尽然，因为事实上非基督教信仰国甚至是无宗教信仰国都加入了民主化的潮流。而且，还出现了与这种观点背道而驰的情况：在过去的30年里，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伊斯兰国家并没有在民主化道路上显示出特别的倾向性，甚至在如今的47个民主国家中，有27个就为穆斯林教徒聚居国。

二， 提到一国的富裕程度与民主制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有强有力的数据可以证明：除了极少数情况，没有一个国家在人均年收入为2000美元的情况下还没有建立民主制（石油出口大国除外）。那么，如何解释民主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呢？

1， 发达的经济给人民带来更高的受教育水平，而人民文化水平提高之后往往更善于思考和研究，开始注意到政治制度不完善的地方，于是要求反特权，反官僚等，即提高所谓的“政治满意度”。

2， 富裕的经济状况可以缓和政治冲突带来的紧张局势。贫穷的国家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现有资源的争夺往往导致政局动荡。而在富有的国家里，一方面资源是充足的，无须激烈的争夺，反而更加注重政局的稳定，因为这样才能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政治领袖们也无须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因为还有更多的方式可以选择。

3， 一个成熟发达的经济是不可能被某种政治权威所左右的。大量复杂问题的解决途径只有分权化：

① 当经济高度发达的时候，政治权力的来源更趋于多元化，经济部门也开始强调自身的利益，此时求同存异将成为政治统治方式的必然选择。

② 复杂经济不能被大型官僚机构所掌控，原因在于这种机构不可能及时准确地获取市场以及供求方面的信息，而且自由市场强调保护私有财产合法化的要求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民主化要求。

③ 经济发达的国家里，收入的划分更趋平等，这里存在着大批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人数越多，政治越能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且，中产阶级所持的观点就是强调政局稳定，以便带来经济发展。

讲到这里，伯纳得教授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大量事实证明，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这虽然不能表示市场经济就是民主制，但是民主制与开放的市场系统之间的联系不容小视。

除了宗教信仰与富裕程度这两个因素外，还有两个因素对于民主化起到一定的作用：一国历史上的民主制经历和善于吸取外来精粹的文化传统（如日本）。

2004年伯纳德教授系列讲座（八）

9月16日晚，今天伯纳德教授将为我们公管院师生做本次来华授课的最后一次讲座，题为“民主制发展的起伏”。东九B506教室座无虚席，与同学们同时参加讲座的还有王国华老师与梅昌超老师。

首先，伯纳德教授谈到了民主政体的起源以及其发展的不同阶段。

一， 民主制政体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974年4月的葡萄牙政变，它废除了葡萄牙的旧秩序。虽然发动政变的人们并无意识带动这场席卷全球的制度革命，可事实上它的确一直影响到了30年后的今天。

二， 民主制发展不同阶段的启示：曲折中前进。

① 第一波的民主制发展潮流是从1828年延续到1928年的一个漫长过程，它起源于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20世纪初，民主制度在欧洲和北美纷纷建立。在此期间，公民拥有投票权的比重日益上升，财产数额在投票权中的限制也逐渐取消。

② 20世纪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民主制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挫折，一战前所有建立了民主制的国家在战后都受到了震荡。其中德国与意大利是最显著的例证。

③ 二战后由于同盟国的胜利，他们将民主制度输送到了所有的被战胜国，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希腊、土耳其等国又表现出了背离民主制的态势。

④ 继1974年葡萄牙政变之后，南欧的西班牙、土耳其等国，亚洲的印度、南韩等国，中美的墨西哥、巴拿马等国，纷纷建立民主制；南非的民主革命、苏联的解体无不反映出这是民主制在历史上最剧烈的一次转变。

通过以上的民主制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民主制运动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并非只是偶然现象，民主化的趋势如此强大以至于没有一个政府敢完全拒绝它，即使叙利亚、沙特等国都纷纷强调自己是“真民主”。

其次，针对有学者提出民主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完整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进程的说法，伯纳德教授指出了此论点的不足之处：并非不可避免，明天不可预知，任何一次动荡都可能使之呈不同的态势发展。同时伯纳德也指出，民主制产生与发展的确有其必然性，并非一次巧合。

一， 农民与城市人性格具有差异：农民的生活更为传统，生活的贫穷导致缺乏对生活更多的追求，对政治生活的要求也同样不高。他们受教育少，缺乏文化；居住分散，难以聚集产生共同的政治行为。跟城市人相比，他们更容易信仰宗教，而宗教本身就是保守、反民主的。

二， 最近三个世纪以来城市化的浪潮对于民主制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城市居民更加世故、精明、有文化、充满活力，他们要求得更多，也是民主制强有力的拥护者。

三， 宗教的没落及世俗的兴起也促进了民主制：世俗的人们更少地被各种教义所束缚，反对旧的传统，重视个人选择。

四， 针对Francis Fukoyama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即全世界的人们，无论生活在何种政体中，都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伯纳德指出这个提法目前过于夸张而仓促了，事实上，虽然民主制的发展无法被轻易否认，但民主制进程也许还将经历更多次的挫折与反复。

然后，伯纳德给我们分析了民主制国家有关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这些事务都是所谓的“后物质主义”，包括环境保护，女权主义，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动物权利，同居权，同性恋权等等。它们表明了自由主义民主制的方向就是用政治手段来改善人们生活的最基本方面，影响年轻人对世界的看法。此时，伯纳德教授指出，民主制会产生“雪球效应”，其影响力将在速度及程度上不断扩大。接着，伯纳德教授总结了本次讲座的中心内容并提出了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 自由主义学派的特点：强调个人利益及市场经济，个人权利及世俗文化；强调性开放及多元文化，非密集型经济及重视教育；强调民治、民享、民用。

二， 自由主义可能带来的危险：极端原教旨主义分子的破坏，经济危机下争夺资源的暴力行为，非理性行为的存在。

最后，伯纳德教授为本科生留下了四道思考题，并表达了希望再次来华的心愿。讲座在掌声与道别声中愉快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