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逻辑起点问题

涂又光

各位同志：

这次年会论坛安排我作一次发言，我准备了几个小题目。在这宝贵的30-50分钟之内，我恐怕连一个题目也讲不清楚，那就只试讲一个罢，这题目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问题”。

有“逻辑起点”，还有“历史起点”，后者容易受到注意，前者往往被人忽略。我是怀着“拾遗补阙”的心情来讲这个逻辑起点问题的。

我的讲法是从中国社会性质讲起。从1840年起，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尔后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北伐胜利、抗日胜利，虽然轰轰烈烈，旋乾转坤，但是中国社会的性质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只有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的性质这才再也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了，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了。这个开始至少也是个逻辑起点。

有人说，不！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从1956年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开始的。这种意见是认为，社会主义的要素，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制规定的。其实呢，生产资料所有制当然很重要，但是再怎么重要也不足以成为规定社会主义的要素。这要素是什么？请看一条经典论断：“各尽所能，按劳动分配。”再看一条：“各尽所能，按需要分配。”[1]这两条都落脚到分配。“臣虽下愚”，经反复领会，终于悟出“分配”的重要性，重要到足以成为规定社会主义的要素。

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分配的关系，早已可从西元前2世纪董仲舒的一句名言中看出，他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讲的是田地所有制，其实也就是田地的分配，所有制不过是分配的一种表现而已。

以公有制为规定社会主义的要素；以分配为规定社会主义的要素：这是两种社会主义观，若有是非，无妨讨论。“要素”一词，直到清代编《佩文韵府》时尚未出现。我用“要素”，是作为英文essence的汉语译文，冯友兰先生常常如此用，我也就学着用了。

一国的政府，通过稳固的分配制度和灵活的分配政策（如税收政策等），实现社会财富的分配、再分配，使社会财富的全部，与社会成员的全体，保持大致均衡的分配关系，富者受大益，不富者也受益，甚至有牢靠的福利保障：这似乎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大概也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听说北欧的瑞典，这样做的很成功：她叫不叫社会主义，这都好说。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政府，具有充足的权力和能力，来掌握并运用分配这个要素。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逻辑起点，最主要的根据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以上好比“打闹台”，以下才是“正戏”——从容讨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以后，中国都遵循对立统一规律；但是在成立之前，是对立统一而以对立为主，在成立以后，则是对立统一而以统一为主。对立统一而以统一为主便是和谐。更严格地说，是和谐的根本哲学原理。前面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逻辑起点，现在再与对立统一而以统一为主合起来看，也就同时是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了。

提出这个“逻辑起点”，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呢？有什么必要呢？它的意义和作用是，指明方向，提供尺度，以便认识尔后中国历史中的是非功过。因此很有必要。下文举例以明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作为元首，亲手处理种种社会矛盾，写下《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推广“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凡此等等，不仅符合和谐的方向，而且在理论、政策和策略上有所贡献。尤其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957年夏季的形势》），就简直道出了一种和谐政治了。遗憾的是，他没有从对立为主转到统一为主，始终坚持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在这一点上造成盛德之累。

这一类的历史经验，中国最为丰富。春秋战国是以对立为主的时代，而秦汉统一后则在转向统一为主上各有教训。秦始皇于称皇帝后还继续搞他的严刑苛法，结果两代速亡，老本赔光。汉高祖马上得天下，还想马上治天下，懵懵懂懂，不知转变，多亏陆贾敢于逆鳞开导，这才开始拐这个大弯子。秦汉以后历朝全国性的新政权建立后，都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拐这个大弯子，史称“偃武修文”，指的就是这种转变。可见，得天下以对立为主，治天下以统一为主，古今如此，并不由于主义不同而不同。由对立为主转到统一为主，就出现当时的和谐社会。在一次讨论会上我听人说，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和谐社会。我不信。若是说，只有社会主义可能有最和谐的社会。这我信。

《礼记·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言将和谐高举到宇宙大全的至上地位，无以复加。这里且不说它的宇宙意义，只说它在人类社会的意义吧。

西元前9-8世纪，中国已出现关于“和”的论述，都是与“同”对比而言。如《国语·郑语》记载周太史史伯批评“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味一无果”。

到了孔子，干脆直截了当地明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有一个故事，很能帮助说明这个问题，而且值得深思。西元前522年，齐景公打猎回来，晏子随侍，景公宠幸的大夫梁丘据也赶来了。“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醋、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洩其过”。“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见《春秋左传·昭公20年》）

天哪！还要到哪里去寻找辩证法呢？先秦这些土生土长的圣贤，哪一个不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妙手？再用大家比较熟悉的话头说一遍：“和”是搞五湖四海，“同”是搞清一色。

到了西元11世纪，横渠先生张载将辩证法表述为4句：

有像斯有对，

对必反其为；

有反斯有仇，

仇必和而解。

最后一句确立了和谐的地位，当然这要到对立统一而以统一为主的时候。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以至于全人类，以及人类的环境，其前途、其利益、其选择，是和谐而非相反：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我不用饶舌了。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生活在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有个历史起点，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和谐社会尚在努力建构之中，令人满意的事占主流，令人不满意的事也还有，不论满意不满意，作为现实我都承认其有个道理，自己力求理解之，对虽不满意的也不予反对，因为反对要有力量，而我毫无力量；退一万步说，即使我有力量我也不予反对，因为人类几千年历史经验告诉我，予以反对未必是处理它的好办法。此话一言难尽，就此打住。

所以我对现实的态度是：绝不“另起炉灶”，只求“就汤下面”。

就汤下面的面很寒碜，只有以下4条：

第一，进行民族精神基本经典教育。相当于基督教文明的《圣经》、伊斯兰教文明的《古兰经》这样的基本经典，中华文明有的是，我先是提名《老子》，后来改提《论语》，理由是《老子》基本精神《论语》有，而《论语》属于教育学类，《老子》属于哲学类。近年以来，民间自发的儿童读经典活动，已有数百万儿童参加，此项新鲜经验也觉得还是《论语》最为基本。现在读《论语》，不同于帝制时代的读经，那时要读许多部经书，现在只提读一部《论语》；又不同于《语文》课本选读若干章句，而是通读全书，不是当作知识传授，而是准备当作精神修养，这一点是本质特征；更不同于“文革”读《语录》，不搞“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具体作法是运用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于不坠的“反刍律”，就像牛吃草，先将《论语》字形字音囫囵吞下去，字义懂多少算多少，人在13岁以前记忆力最好，吞下《论语》全文，然后又像牛倒沫，将《论语》细嚼细咽，消化吸收，终身受用。此项活动安排在小学期间最恰当，当然在中学、大学补读也行。

第二，选编中学文史通识读本。我国中学数理化通识水平并不低于美国中学，或且超过之。惟文史（中学不宜提哲学）通识急需课本，政府宜邀真正的专家会商，精选历史检验过的瑰宝名篇十万字左右，中国的、外国的、各一本。此类读物坊间已经出了一些，政府宜加强考察和整理，略如唐太宗命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等作《五经正义》故事。

第三，供养少量冷僻的学术研究。这一条丝毫没有消减热门的意思，热门是“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雷打不动。西方现代化历史，先有科学革命，才有产业革命。人们对产业革命极有兴趣（这很好），对科学革命则不甚了然（这危险）。须知科学革命的真精神（注意：是说“真精神”）是“为科学而科学”，不是为产业而科学。从全社会看，是为产业而科学；从科学家个人看，只能是为科学而科学。不要说科学研究者了，就说小学一年级学生吧，只想着作好作业而得到的糖果和玩具，他能作好作业吗？“心无二用”，“教之道，贵以专”，正谓此。学术研究本身无所谓冷热，与社会一结合就有了冷热，所以冷热是功利问题，不是学术自身问题。既然有了冷热之分，而冷的又往往是最基础最专门的学问，只好由政府和社会维持他们，供养起来。中国社会历来有“养士”的传统，《红楼梦》的贾府就养有好几位清客，何况冷僻的学问家远非清客可比呢。这少量的冷僻学问家似乎以养在高校为合适。

第四，重塑中国人的“人性”，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良性互动。这一条说的太野，我要略为交代几句。中国人走自己的路走了几千年，到了西元19世纪，西方侵略者强迫中国人走西方的路。中国人在19世纪以前几千年中构建成功自己的传统社会，并在此构建实践中形成自己的“人性”，即由动物性提高为人性，中国成为文质彬彬的礼义之邦。这种人性是在与中国传统社会互动中形成的，现在却要与中国传统社会不同的社会互动，于是发生“重塑”中国人的人性问题。这不是再由动物性提高为人性，而是将原有的人性重塑为新型人性。中国人在19世纪以前的人性论，包含有仁、义、礼、智、信等成分。这五者在《论语》中是分散讲的；到《孟子》才将仁义礼智联着讲；到董仲舒才将五者联着讲，而称为五德；到朱熹才在《玉山讲义》中将五者联为一体而名为人性。从《论语》到《玉山讲义》，这一千六七百年的中国人性论发展史，也大致反映中国人人性发展史。西方人性论，以康德讲的最妙，若与中国的比较，则康德只算讲到义，还没有讲到仁。（此冯友兰先生说，极为确切。）

所以仁义礼智信不能丢，在重塑人性时，发挥人类独有的抽象能力，将五者在传统社会中的时间性、空间性、其他条件性尽量抽掉，再将此抽剩下的抽象的五者，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间性、空间性、其他条件相结合，形成新的仁义礼智信的人性。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抽象继承法，是一种古今中外普遍采用的方法论。这本身就是创造新人性，同时决不排斥超出五者的新发展。在这里容不得“短期行为”，要以世纪为单位观其后效。

以上4条，第一条关系到初等教育，第二条关系到中等教育，第三条关系到高等教育，第四条关系到全民教育，都是我根据切身体验，觉得需要郑重提出，而且希望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发展中得到解决。虽然自知孤陋，仍然讲出来向大家请教。

谢谢！

（2007年7月作于华中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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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两条经典论断，是1958年冬中共中央武昌会议确定的译文，其原文是德文，其英文译文分别为：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labour.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字面上没有出现“分配”，语义中则确切是讲分配。据说是张仲实同志译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