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15日下午4时，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中心教授一行三人访问我校，为yL23411永利官网登录师生做了一场专题讲座，主题是“生态现代化和香港的环境改革进程”。

Peter HILLS现任香港大学城市规划与环境管理中心教授、主任，在香港环境管理领域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Peter HILLS 教授1975年毕业于University of Aston in Birmingham, 获得环境管理专业博士学位。（PhD ，Environmental Planning）在学术领域里曾是香港环境影响评价研究所创始人；香港城市设计院的资深人士；香港环境法学会创始人（1994-1995年任副主席）等。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曾是 Central Policy Unit,HKSPAR Government 的兼职人员；环境项目审查委员会成员；能源开顾问委员会能源保护分委员会主席等。在国际上曾担任过第一届环境教育大会科学委员会成员；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香港委员会主席；国际技术委员会成员等。从1984年以来出版学术专著（包括与他人合作）9部；主编学术论文集10本；参加编写学术著作22部；发表文章80余篇。

此次讲座，Peter HILLS主要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为我们介绍了香港的生态现代化和环境改革进程。首先，他指出，这项研究课题的目的主要是以下三点：1.跟踪环境改革进程、结果及前景。2.分析改革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观念。3.鉴定香港的政策网络以及这些网络怎样影响政策的决策进程。从这三个基本目的出发，引出了课题理论研究的5个核心主题，即改变科学技术的角色，增加市场动力和经济代理人的重要性，政府角色的转变，社会运动的定位、角色和思想意识的变化，以及在论述实践（无规则的实践）和新兴的新思想意识方面的变化。

该课题采用了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调查的方法，从8个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中各选出15名代表，完成自我调查表——共120名有所反应，其中包括学术机构、 公司、 环境非政府组织、其他非政府组织、国家公务员、Legco/DC成员、媒介和环境专业人士等。他们被要求完成一张全面的调查表，这些调查表主要包括香港的政策制订和在这里影响环境改革的因素的不同方面。大多数利益相关群体的回应率非常高。调查问卷中大多数问题使用数值评分系统(0-10)。

此次调查的结果主要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

1、环境政策的目标。该项调查显示，政府环境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控制污染，其次是促进可持续发展。

2、环境政策工具的重要性。其数据显示，法律法规是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其次是教育、经济工具以及自愿协定。

3、各类环境政策工具使用的支持率。其中，法律法规、教育和经济工具拥有比较高的支持率。

4、环境服务/技术发展的水平。调查表明，环境服务比技术发展的要更好一些。

5、技术和服务能力。其中，排在首位的是水污染控制和污水处理能力，

6、服务/技术发展的障碍。调查表明，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相关政策的有力支持，其次是缺乏投资以及研发的支持等等。

7、阻碍经济工具广泛应用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企业的反对，缺乏政府的支持，缺乏立法的支持，缺乏对该工具的理解以及对经济工具效果的不确定性等等。

8、阻止自愿协定广泛应用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缺乏对它的理解，其次是来自企业的反对

9、政府在环境政策制订中扮演的角色。在香港最主要的是“命令与控制”的角色

10、环境政策制订过程中各利益代表者影响的重要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本身，接下来是地方企业界、立法者、国际商业界、环境非政府组织、大众媒体、学术机构以及其他组织。

11、各利益代表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水平。排在第一位的是环境非政府组织，其次是国际商业组织、政府部门、立法者、大众媒体等等。

12、推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和适当的政策

13、组织效力的状况。其中，最具效力的是城镇规划机构，排在第二位的是可持续发展咨询机构，接下来是可持续发展单位，环境资源委员会以及能源咨询委员会。

最后，Peter HILLS简要论述了关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5个主要主题。

第一，科学与技术。

1.香港的科技不够发达

2.在一些领域，例如水质污染处理和环境咨询方面发展不足

3. 能力在一些地区被限制(例如再生性能源/绿色产品)

4. 服务开发比技术开发得更好

5. 主要障碍包括缺乏协调性政策的支持和缺乏投资

6. 政府(行政)和政客倾向于支付一笔比香港的实际能力更加乐观的估计的数额

7. 环境NGO 和公司组织则倾向于提供比本地能力更加悲观的估计的数额

第二，市场动力。

1. 环境政策中的经济手段不被认为是显著的估计，但是却被利益相关者广泛地赞同

2. 其中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和国家公务员，对此认为是有效的

3. 作为企业反对的障碍，缺乏政府和立法者支持

4. 似乎形成这样一个广泛的共识，这样的议案在香港扮演一个大的角色，但是对发展不足谁应受责备而产生分歧

第三，政府角色。

1. 与污染控制有关的施政方针，用法令/ 规章非常重要

2. 在协议式环境管理上几乎没有发展

3. 香港强烈的“命令与控制”

4. 政府被看作是 “控制者”并非facilitator（推动者）

5. 不开放或者敏感

6. 政府支配政策制定过程

7. 看起来是有体制的效力和可信性的一些主要的问题

8. ACE/SDU/CSD

The ADAPTIV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ACE）

第四，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

1. NGO被视作为议程的领导者，缺乏资源和独立的组织

2. 国家公务员认为非政府组织是具有政治性的，然而NGO 他们自己却不这样认为

3. 通常被认为是在技术上有能力的(尽管不是学术机构或国家公务员)

4.政府(国家公务员)和不比公司有影响力的媒介认为，非政府组织对环境政策制定的影响是合理的，强大的

第五，环境言论。

1. 可持续发展没有被看作是优先政策

2. 除了在环境NGO 和国际商业界中，对此理解水平都十分低下

3. 本地商业组织落后

4. 缺乏SD策略和综合政策，以及改变议程成为问题

5. 在香港，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关系仍然错位

6. 关于在香港的SD的辩论没有被公众所认知

7. 对于香港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公务员比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加乐观

8. 其中，学术机构和环境NGO对此最不乐观

Peter HILLS最后指出，这项调查提供了一些对香港的环境改革的过程的了解，而这些了解都是十分有用的。在采用新环境政策文件方面，香港发展比较缓慢。在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甚至企业之间，正出现发展差距的迹象。另外，对环境的管理也许是强有力的，但是对它的管制却比较弱。政府意见似乎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步调不一致，他们通常更加自我陶醉和更加乐观，而出现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的迹象。